1983年，谢飞想要探望贺子珍时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，贺小平预告：你可能会稍有委屈哦！
1979年12月，上海的冷雨像一层灰纱罩在外滩上空。华东医院病房里，贺子珍翻看刚收到的信，那是北京老友寄来的近照。她想起三年前向中央递交的申请——去首都看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，也顺便向毛主席遗容告别。拖到这时，身体已不比从前，医生担心舟车劳顿，朋友却反复劝她把愿望完成。
1981年初春，中央专门批示，同意她进京休养。三月下旬，病房外的玉兰才绽了两三朵，她就被护送上专列。那时的北京，街口随处可见红白相间的宣传栏，讲述改革与调整的新政策。她在北京医院住进单间，护士每天记录血压脉搏，主治医师隔日汇报治疗方案，既严谨又尊重这位老战士。李敏和常带着小孩来，屋里闹哄哄，贺子珍爱看孩子满地跑，心情好时病情就缓下来。
京城两年并非全是静养。几位老同志每隔半个月自发组织小范围座谈，交流产业调整、农村包产到户的新进展。贺子珍精神好时也会参加，话不多，但专心听，偶尔笑着插一句：“长征那会儿，最怕没粮食，如今可不能让老百姓再饿肚子。”众人都说她还是当年那个直性子。
然而久居他乡终究是寄居。1981年深秋，她决定回上海。理由很实际：沪语顺口，亲友多，最要紧的是熟悉的气候能让关节疼痛缓解。中央没有为难，批准她“身体允许，随时再返京”。这一条宽松的补充意见，是对她政治身份的尊重，也给了她自由。
重返华东医院后，日子慢慢恢复旧节奏。每天上午针灸，下午针炙；晚上八点半关灯，她听收音机里的沪剧《碧落黄泉》。有意思的是，江西老战友水静和刘俊秀经常带着家乡米粉来看她，病房里于是飘出辣椒和酸菜的味道。护士忍不住笑，说这儿像小火锅店。她被逗乐，胃口也跟着好起来。
时间推到1983年1月，身体状况出现波动。医院和市委商量后，决定对探访实行备案制：每日名单不超过三人，且须提前24小时报批。措施听起来冷硬，实为保护病人免受打扰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按程序申请即可，但对谢飞却不太现实——她正随调研组在南京做工业考察，仅有一日空档可赴沪。
谢飞与贺子珍的交情要追溯到1935年长征翻越夹金山。那天狂风夹雪，谢飞体力不支，贺子珍干脆把自己的背包挂到前者肩上，自己则扛起两人合用的口粮袋，硬是一步步把谢飞拖下山口。从此，两人情同手足。听说旧友病重，谢飞哪怕只看一眼也不能缺席。
南京行程结束当晚，她连夜坐车抵沪。凌晨两点半，她敲开贺小平宿舍的门。值班灯昏黄，谢飞压低声音，却止不住急切：“不让说话也行，只要让我看看她。”贺小平愣了两秒，叹口气：“姑妈睡眠浅，院里怕惊扰。您会受点委屈哦，但我想办法。”
第二天清晨六点半，华东医院肿瘤楼尚未对外开放。贺小平以直系家属名义入楼，谢飞戴上白口罩，换了陪护人员的外套。两人悄悄来到特护病房外的观察窗前，只隔一层玻璃。病床上的贺子珍睡得安稳，氧气管微微起伏。谢飞不敢靠得太近，只轻轻举手，像长征途中举过的那面小红旗。窗外曙光正好，新旧岁月在薄雾中交汇，无需言语。
一刻钟后，警卫巡视，谢飞随贺小平退出楼道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院外寒风扑面，她握紧那只装着上海话梅的小纸袋，心里竟踏实。行程仓促，却完成承诺。对她而言，这不是简单的探病，而是把当年共扛背包的义气延续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方式。
探望制度的严格并非无情。80年代初，全国医疗资源紧张，重要革命人物更需安静疗养。制度与情感时常相碰，幸而人们总能找到细缝。谢飞隔窗而立、默默凝视，就是规则内的最大温度。她没有留下合影，也没递上自带的桂林辣椒酱，只把那袋话梅让贺小平转交。小平点头，心领神会地说：“她醒来一定能尝出长征的味道。”
此后数月，谢飞再未成行。贺子珍的病情在1984年初进入漫长平稳期，她仍会提起那袋话梅，说酸里带甜，像穿过泥泞后的草地。那一次短暂相见，成为两位女战士共同记忆中最后一块新添的拼图。岁月无声，却把友情保存得极好，甚至比玻璃窗更清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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